白毛女剧本 武委会的主任不干了

1945年的4月22日，当时中国共产党正在召开“七大”。

歌剧《白毛女》就是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里，进行的首场演出。

观看的人有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，还有不少社会名流，总共1000多人。

他们看完之后，个个都是热泪盈眶。

由于场地有限，不少的代表甚至是坐在窗台上看完整场演出。

这故事之所以深入人心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，那就是“根据真实事件改编”。

也就是说，主人公白毛女并不是个虚构的人物，而是真有这么个人。

那是在抗日战争期间，据河北平山一带的百姓说，他们当地有一个白毛仙姑。

白毛白身是通体雪白，晚上经常会在山峦之间跑来跑去。

村民们每逢初一、十五都要到庙里面给仙姑上供。

神奇的是，这些贡品在一夜之间就会消失，大家因此认为这个仙姑是十分之灵验，于是更加虔诚的进庙求拜。

后来事情越发闹大，直接影响到了生产。

，他压根就不信这个事。

于是就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拿着枪埋伏在神庙附近，想看个究竟。

果然到了后半夜，他们看见一个人到神庙偷拿供品，武委会主任大喝一声，立即追了上去，只见那人是转身就跑，一直逃到了一个山洞里。

这个时候武委会主任才看清楚了这个蜷缩在山岩下的白毛女人。

后来在逼问之下，这个白毛女人才说出了事情的真相。

其实所谓的“白毛仙姑”并不是什么神仙魔怪，她只是一个被地主欺凌的可怜的农村少女罢了。

在地主的压迫之下，他被迫藏进深山，一直像野人一样在山上生活了10多年。

由于常年躲在山洞里，很少见阳光又缺乏盐分的摄入，所以头发就渐渐。

加上没有吃的，她只能够经常偷偷的到庙里去拿供品，结果被意外撞见的人，误以为是一个鬼神。

一传十十传百白，毛仙姑的故事就这样传开了。

这个故事发生在河北平山，而最先把这个事写出来的却是一个甘肃人。

河北和甘肃，隔着千里之遥，也不像咱们今天有个什么事都能挂在网上，传播率极高，传播速度极快。

最先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人叫做李满天，甘肃临洮人。

他1938年奔赴延安，进入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艺系学习，第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直到1940年冬天的时候，他被抽调作为晋察冀辽干部小分队的一员，千里奔赴太行山，赶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。

这才听说了当地这个流传很广的白毛女的故事。

当下就有了把这个故事写出来的冲动。

他在盂县采访的时候，听到了有关《白毛女》的最初的故事，李满天听到这个故事以后很受感动。

有了这个想法之后，李满天开始走访实地调查，不停的对搜集来的素材进行整理加工。

他先是写成一篇报告文学《白毛仙姑》发表在《晋察冀日报》上。

后来又改写成了短篇小说《白毛女人》发表在了延安的《解放日报》。

这纸上的文学作品怎么后来变成了民族歌剧了呢？

1944年的秋天，李满天到应县县委宣传部指导工作的时候，遇到了去延安的通讯员，他就赶紧把自己的小说《白毛女人》抄了一份交给他，让他带给当时的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周扬。

周扬收到这份《白毛女人》的故事文稿的时候，觉得不错，认为这个故事既富有传奇性，又具有新旧社会对比的深刻社会意义，很适合舞台呈现现。

当时鲁迅艺术文学院的领导们，正在研究为七大献礼的节目制作，周扬就极力主张根据这个文稿创作一部歌剧。

在“七大”期间呈现出来。

小说改编成歌剧，这个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恐怕没有那么简单。

难题是一个接着一个。

首先是剧本，刚开始大伙儿满怀激情地创作出了剧本，准备试排里。

可是怎么排都不对，第一版剧本根本就没有能够体现出创造民族新歌剧的要求，包括故事情节的安排，人物关系以及音乐形式等等，都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。

当然就是一个字改。

他们先是对创作组进行调整，先改人。

由戏剧音乐系的张庚作为负责人，对剧本的总体结构、情节安排、任务设置等等，进行重新构思，然后再共同讨论润色，最后定稿。

这一版才最终被确定为排练脚本。

剧本这一关总算是过去了。

可是对于歌剧来讲，更难的得数第二关，音乐。

歌剧歌剧音乐才是最能体现他艺术特色的元素。

要说这个剧本，还能够以小说为蓝本，可是音乐完全没有任何参照，只能完全原创，从头再来。

为了能够攻克这个难关，张庚请来了张鲁、马可、瞿维、向隅，还有李焕之。

五位年轻的作曲家，希望他们能够共同奋战，攻克这个难关。

可是谁知道一个多月过去了，还是没有一首曲子能够令人满意的。

眼看着“中共七大”召开的日子是一天天临近了，张庚急的呀，那是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，可急也没有用。

张庚思前想后，觉得大家都只在西洋唱法上考虑，但是又对西洋歌剧和西洋音乐缺乏系统了解，所以一直找不到突破口。

他决定改变战术，先从开场曲下手，并且提出了具体的要求。

当时也是遇到了一些问题。

张庚作为这个创作组的负责人，他就说歌剧《白毛女》一开场就得抓住人。

第一首歌旋律就要非常动听，深入人心，易于流传。

这时候这个五个作曲的就开始努力了。

又奋战了三天三夜，照着剧本赋予的戏曲形式以秦腔为基调配了曲子。

本以为这下能过关了吧？谁知道试排的效果还是不理想，不管是从立意、艺术形式还是表演格调上来看，都缺乏系新意。

张庚真急了，下了死命令，明天一定要把开场曲写出来，演员们都等着拍戏。

第二天，五位作曲家又拿出了各自的创作，大伙人放在一起反复的比较，最终觉得张鲁的曲子似乎相对好一些，张庚的就用商量的语气对大家说，这样吧，就先用张鲁的曲子。

演员们等你下锅呢，以后有了好的，咱们再换行不行。

其实当时张鲁创作出来的就是咱们现在耳熟能详那首《北风吹》。

张鲁曾经到民众剧社学习过“眉户调”，又想到女主角喜儿出场的时候，是一个17岁的农家少女，自幼丧母，与父亲相依为命，很像河北民歌里的“小白菜”，所以决定尝试把“眉户调”和民歌结合起来，于是就有了这首经典的《北风吹》。

他说河北民歌《小白菜》这个气质，很适合做《白毛女》里喜儿的音乐形象基础，他一想起这个就特别兴奋，然后马上动笔，改变了节奏、节拍调整旋律。

这首经典曲目之所以最终被定下来，是因为它的演唱者赋予了它更加生动的灵魂。

这就要说到歌剧《白毛女》创作的第三个难关。

寻找演唱及扮演者，当时延安的文艺女青年虽然很多，但是要从里头挑选出一个符合条件的《白毛女》的女主角喜儿的扮演者不容易。

不光得唱的好形象，气质上还得符合喜儿的人设。

为了解决这个难题，张鲁每天早上是悄悄的跑到青年女歌手们练功的地方，仔细观察物色人选，没想到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还真让他找着了。

后来张鲁就跟一位叫王昆的青年女歌手解释了来由，教她唱了两遍《北风吹》。

王坤用她甜美的歌喉和很深切的内在情感，把《北风吹》要传达的思想和感情是十分准确的表达出来。

这一点深深打动了张鲁，于是赶紧就把王坤推荐给了创作组的负责人张庚。

张庚一听的高兴的拍案而起，好就是她了。

这是一语双关，既肯定了王昆的演唱，也认可了歌曲《北风吹》。

所以说这个她字还打一括号。

开场曲一出来，后头的曲目就顺利了，大家伙齐心协力，总算是赶上了为“七大”献礼。

就在歌剧《白毛女》隆重进行首场演出的时候，突然有一群人藏在了大幕的缝隙里。

仔细一看这些人还都不是演员，只见他们的眼睛紧紧的盯着第一排的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央领导。

其实是导演王浜、王大化等人，他们躲在那，是为了能够及时观察领导人和观众的反应。

当看到所有人都拿着手绢擦眼泪的时候。

他们悬着的一颗心总算是放下了。

演出的效果非常好，当演到杨白劳和喜儿苦情的时候。

包括毛主席在内这些中央领导人全体代表都含着眼泪。

演出结束之后，不少代表都还沉浸在剧情当中，久久不肯离去。

刚开始导演们以为观众这是被感动的，后来才发现不对劲，观众们个个都是满脸气愤，冲到了化妆间，冲到了后台要打人。

原来是因为剧中的黄世仁，这个恶贯满盈的地主，最终居然在剧情当中没有被当场枪毙，大家不解气，于是跑到化妆间，要痛打饰演黄世仁的演员。

就连这部歌剧的编剧，也因为这样的一个剧情安排，接连遭遇了不少尴尬事儿。

有一次编剧到食堂排队打饭，轮到他的时候。

炊事员一看，你啊！就生气地说：就是因为你黄世仁就这样完了不枪毙吗，我今天这个菜我就不能给曾那么多，你就少吃点吧。

你说这就冤枉不冤枉？剧情里是说“逮捕法办”，这很符合程序，怎么群众就不理解呢。

其实枪毙不枪毙有一个政策问题，有些人会觉得当场枪毙一个人，这是不符合政策，不符合法律。

但是毛泽东指示，要照顾的是群众的情绪，战士的情绪，因为当时是在一个战争的情况之下。

就这么着，编剧没办法把剧情改了，大伙儿这才舒心了。

歌剧《白毛女》首演之后，引发了相当轰动的效应。

数十年来打动了无数，也诞生了无数的版本。

它被称为“划时代”的歌剧，难道就是因为流传面广吗？它其实跟时代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。

周恩来到了后台就跟大家讲“你说你们这个戏非常好，走在了时间的前面”大家一听什么意思？这个句话还没听懂，结果后来“七大”开始以后。

民族矛盾即将下降，国内的阶级矛盾即将上升。

大家才明白了。

由此这个剧目就变成了划时代的剧目。

现在咱们看这部歌剧，或许带有那个时代鲜明的烙印，你也可以说它是一部进行阶级教育的“教材”。

但是事实上，这部歌剧的确真真切切地反映了，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下层人民对新的阶段，新的政党，新的社会以及新的生活的朴素，善良，美好的愿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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